腾讯马化腾、新浪王志东，广东企业家身上的粤商思维有哪些独到之处？
企创网：昨天通过《广东马化腾，浙江马云/丁磊，江苏刘强东，湖北雷军/周鸿祎，湖南张小龙/唐岩，福建王兴/蔡文胜，山西李彦宏/贾跃亭，陕西张朝阳》这篇文章，启动了关于中国互联网顶尖企业家受出生地商业思维影响的专题。不过这文章一发我就有点后悔，因为这样一来，后续的工作压力就徒然上升。不是一省，也不止一位企业家，而是一整个系列，我着实担心由于时间和精力问题，这个专题最终也被我给挖坑未补。不过既然开篇了，我就争取把它做好。
今天呢，小创就先推出个人非常欣赏的“粤商”系列。粤商在互联网圈诞生了腾讯马化腾和新浪王志东这样出色的企业和企业家。他们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思维背后，到底隐藏着广东企业家区别于其他省份企业家的哪些特征？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希望广大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腾讯·马化腾：1971年10月29日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现担任腾讯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全国青联副主席。2016年10月13日，2016年胡润百富榜发布，以1650亿元排名第三。10月18日，《2016胡润IT富豪榜》发布，以1340亿元保持第二。10月27日，2016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公布，以245亿美元财富，排名第三位。2017年7月17日，《福布斯富豪榜》发布，马化腾以净资产324亿美元排名第23位。
新浪·王志东：广东省东莞人，新浪网创始人。现任北京点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BDWin、中文之星、RichWin等著名中文平台的一手缔造者；先后创办了新天地信息技术研究所、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曾领导新浪成为全球最大中文门户并在NASDAQ成功上市。2001年底创建点击科技，在国内首创协同应用理念，带领点击团队，融合软件、互联网和通讯三个领域的前沿技术，开发出新一代网络通讯平台“竞开即时通讯平台”。
先把互联网圈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广东籍企业家基本信息贴上，然后我们再来一起讨论广东企业家的源头——粤商。
“粤商”是现代中国经济尤其是商贸流通经济中的最主要的企业群体（“商帮”），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府商帮，广义的粤商则包括广东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陆丰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的商帮。它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不仅对广东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对全国各地企业群体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粤商文化历史渊源深远，商业氛围浓厚。粤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东南亚、香港、台湾，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最早由广东进入，然后辐射全国。敏感、勤劳、刻苦、务实、低调，这些都可以在粤商身上体现。粤商在近现代来讲，都起到了一个引导潮流的作用。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在1850年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名列4强。粤商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就在推动中国和世界工商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直以来，在华南区域之中，小创个人最喜欢的城市就是广州。原因就在于，广州悠久的建城史和随着岁月推移，最终形成的个性鲜明的“岭南文化”。可能会有朋友疑惑，提及文化，我们一般是说政治、哲学、学术、艺术、工艺和生活这些方面，商业， 或者说经济，也算是文化的一部分吗？自然要算，而且经济对于区域文化的兴衰、走向，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对此，我举个例子，关于西安和杭州两座城市。众所周知，西安和杭州均位列中国七大古都，但是要是较真起来，西安的十三朝古都地位，其他任何古都是要弱上一分的。杭州的古都身份，主要还是源自衣冠南渡后的南宋朝廷。我们说的近一点，从改革开放以后，杭州和西安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杭州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插上互联网翅膀后的杭州，迅速崛起成为“新一线城市”，而西安则亦步亦趋，虽然在西北区域也算是有成绩，但是放眼全国，西安目前的经济体量还只能算作中等水平。尤其是结合曾经的辉煌，当下的西安，更加显得十分落寞。
而经济水平的差异，更是直接影响了二城目前在各自区域文化领域的态度和话语权。以区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行业来说，小创曾多次到过西安，知名的古迹也去了不少，但最终的感觉就是，旅游体验较差。景区拆旧建新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问题，比如华清池，名气上毋庸置疑，但亲眼目睹后，就是崭新的一片仿古建筑群。而类似的问题，几乎存在于西安市内各处景区。经营模式上，传统的高门票（尤其是兵马俑景区）思维依旧在西安盛行，而杭州最知名的西湖景区，却早早实现了景区免费，依靠周边商业带动游客经济的转型。
之所以提到岭南文化，正是由于粤商精神是深受岭南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从考古文物到文献记载，从历史遗址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园林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到各种文化艺术，都贯穿着一种开放的人文意识，特别是革新意识、商业意识、务实意识和平民意识，反映出广州人的开放观念、兼容观念和改革观念。传统的文化艺术，从粤语、粤剧、广东音乐、广东曲艺、岭南书法、岭南画派、岭南诗歌、岭南建筑、岭南盆景、岭南工艺到岭南民俗和岭南饮食文化，都反映出岭南文化丰富内涵和独具一格、绚丽多姿的岭南地方特色。虽然从岭南文明史开始，粤北的韶关，粤东的潮汕得益于江西学派南下和闽学西进，在唐宋曾为广东的文化中心。
改革开放后，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经济模式大放异彩，并且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拥有两座一线城市的经济强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广东逐渐形成以广州、佛山、深圳、东莞等区域为代表的珠三角商帮，这也是粤商的主要群体。
粤商推动着广东的产业结构从“珠江水、广东粮”，到“岭南服、粤家电”，再到今天的“IT簇群、五金基地”……物流、咨询等服务业更是方兴未艾。在人们看来，粤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不仅在市场化经济大潮中挣得盆满钵满，更是“借鸡生蛋”，学技术、学管理、学资本运营；一言以概之，就是在传承“通达务实”、“开放兼容”等传统粤商精神的同时，更具创新意识和长远眼光，更善于吸引、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及各种资源。由于地处南部边陲、远离政治中心、与港澳相邻，最早培育和开放市场，最早接受东南亚产业转移，因此它们在全国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的南越区域色彩风格和带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的企业群体，造就了“粤商”自身独特的个性和特征。
要想深入理解“粤商”精神和文化的形成，首先要明白粤商的诞生和发展。粤商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至鸦片战争爆发 （约公元前200年-1840年）
这一时期是广东对外经济贸易由起始走向昌盛时期。汉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了东南亚各地及印度洋彼岸。三国以后，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之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魏晋、唐宋至明清，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开始由政府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管理。外贸管理机构及有关政策法规也逐步走向完备，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广东外贸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秦汉时期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南粤分为九郡。南粤设郡后，汉武帝派遣直属于宫廷的“驿长”率领应募者，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绸从徐闻、合浦到达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今印度），在那里交换“明珠、壁琉璃（宝石）、奇石、异物”等。这是史书记载的较早的一次对外贸易。此后，异域的商船也绕过马六甲海峡载货到广东进行贸易。
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遣使来汉朝，开始了两国的海路交通。中国则通过天竺（今印度）同大秦开展海外贸易。
2、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孙吴期间，开辟了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进入西沙群岛海面的新航线，使广东海运航线由沿海岸航行进入跨海航行的阶段，广州随即成为岭南对外贸易的中心。
226年，罗马商人秦论到达交趾（今越南北部河内附近）以后，取道到建业拜见孙权，表示要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并介绍了海外情况。同年，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前往林邑国（今越南中部）、扶南国（今柬埔寨）和马来半岛等地访问，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等地的联系。
西晋初年，大秦国来中国朝贡，经过广州，带来了无数的珍奇。
东晋末年，狮子国使臣经10年跋涉首航广州向东晋王朝贡。
3、隋唐时期
隋炀帝时，在鸿胪寺下设置了集外交外贸于一体的中央外事机构，即“四方馆”。“四方馆”是中国首次设立的外贸外事专职机构。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常骏、王群政携带大量丝织品由广州乘船出发，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吉达），受到当地欢迎。
唐代，广州港已发展到可容大小海船近千艘的港口，官方首设市舶使（中国最早掌管海外贸易的官职）于广州，并开辟了长达14000公里的由广州通向西方的航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在今天光塔路一带的“蕃坊”竟居住着12万外国商人及其家属，当年的广州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珠宝市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广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有15个之多。广州成为当时商贾及朝廷命官发财致富之地，有“广州剌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一说。
4、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广州富庶天下闻”。历隋、唐、宋数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官方坚持实行开放政策，除了官方积极经营对外贸易外，又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同时还大力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管外贸事务。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从此，广州成为当时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世界东方大港。
5、明清时期
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广州宋代市舶亭旧址，设置广东市舶司，专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洪武七年（1374年）市舶司被废，永乐元年（1403年）重开。
正德三年（1508年），广东市舶司决定对外国贡舶实行抽分制，征收实物十分之三作为入口税（后来降为十分之二），并设置牙行，由官府指定的官牙当中介人，将余下货物作为民间贸易。
嘉靖元年（1532年）浙闽两市舶司被罢，独留广东市舶司，自此以后，广东市舶司基本沿续至明末。
正德末年，由于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沿海侵略搔乱，朝廷宣布实行海禁，广东外贸受到影响。直至隆庆元年（1566年），海禁开放，民间贸易才被视为合法。
隆庆五年（1571年）广东市舶司决定以丈抽制取代抽分制，即按船舶大小征收船税。
清代，广州设立“十三行”，专门从事对外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等三处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长达83年。广州再次成为全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直到鸦片战争之时，广州的外贸因而空前繁荣。有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广州：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极盛之地。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汇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赚钱的买卖。清末至民国时期，广州大力引进华侨和外国资本开办商业、洋行和银行，商业和外贸的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相比较早期并不成型的粤商启蒙阶段，明清阶段的粤商发展进入快速阶段，并且为后来的粤商精神，注入了特优的活力，那么明清时期的粤商发展，有哪些表现呢：
1、三山六水一分田
广东境内地形复杂，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平原地区很少，总体情况就是人多地少。明清时期，由于人多与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广东就有不少人想法设法另觅生计。他们或者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有较好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或者实施新的耕作方式，采用“基塘”养蚕养鱼；还有一些人则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专门进行商品经营；还有一些人则弃农经商。因此，人多田少的矛盾便成为广东商人崛起于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因素。
2、交通便利
广东三面环海，境内河网密布，无论是通向海外、还是内地，交通都非常便利。广东南临南海，地当太平洋、印度洋、亚洲和澳洲之间海上航路的要冲，是世界上海洋航运繁忙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纽带。交通的便利为广东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3、商品性农业的普遍发展
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商品性农业异军突起。桑基鱼塘，种桑养鱼，一地二用，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的一种特殊方式。甘蔗、水果、茶叶、花类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明清广东部分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还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广东商人的崛起。
4、广货远运
明清时期，伴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快速发展，广东的手工业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手工业发达地区之一。其门类众多、花色品种齐全、技术精巧，都是空前的。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兴盛和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广东产品迅速崛起，数量多，质量好，走上国内国际贸易舞台，并随之形成“广货”的概念。广东手工业的高度发展自然要求广大的销售市场，促使的广东的商业繁荣，商人活跃，商业资本发达。
5、西人东来
明清时期，特别是16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进行掠夺性贸易，并进行殖民扩张。1573年，葡萄牙人强租澳门，垄断了澳门的对外贸易，控制了澳门的东西方国际贸易。随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接踵而至。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这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商人寻求海外贸易有很大影响。由此形成大量的海商，这就是明清史籍的所谓“海盗”。随着海商联合，广东商人在明朝嘉靖以后才真正崛起，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帮集团。到粤海一口通商之后，广东海商的力量更是随着广州的独口贸易的高度发展而日益壮大。
6、专业市场的兴起
由于广东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一些专卖农作物产品的市场随着专门化的商品性农作物的种植而出现，并随之扩大而增加。不分季节，四时都有货源的，如牛、猪、布等专业交易场所，称之为圩；有定期收获的农产品，如水果、花生等专业交易场所，称之为市。专业圩市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农业的商业化，也满足了由此而兴起的手工加工业发展的需要。专业圩市不仅适应了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适应促进了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
7、商业传统
广州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的城市。《史记·货殖列传》中广州（时称番禺）即九大都会之一还特别指出番禺是“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广州这种悠久的商业历史和商业传统，无疑对广州城乡居民有很大的耳濡目染的作用，在这种氛围下，广州以及广东居民的商品意识自然较强。这对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崛起有很大的影响。
8、外贸垄断
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实行闭关政策，对外贸易被严格管制口贸易；第二类是本港行，专门暹罗贡舶贸易及南洋贸易；第三类是福潮行，专办福建、潮州的国内贸易。清代始终把广州视为对外联系的中心和纽带，也正由于广州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它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也促使广东商人空前的繁盛。明代，实行朝贡贸易与贡船贸易，清代则大体上实行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政策。广州一口通商后，商船日渐增多，税课日旺，买卖频繁。由此引起广州的商行分出三类专业商行：第一类是洋货行（即十三行），专门办理对外进出粤商社会组织。
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名目繁多，有行、帮、会馆、公所等等。行，是指商人的行业组织；帮，则是商人的地域或业务性质的组合；会馆，一般而言是商人的地缘组织；公所，则是商人的业缘组织。虽然这些组织的内涵在明清时期相当程度上已演化的差不多了，但是它们的名称却依然存在。
9、商行
“行”是已知较早的商人组织。唐宋时期，“行”就已经出现。当然，当时的“行”和后来一样，不完全是商人组织，手工业者也包括在里面。而且，它还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所开设的店铺的组织。明清时期的“牙行”实际就是“牙店”、“行家”、“行户”的通称。其职能主要是替客商收买、评估物品。当时之“行”最主要的含义是行业，每一行业皆有自己的组织，此组织或曰堂，或曰公所，或曰会馆。行虽不是组织本身，却也和行业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大多数行都有一个“堂”，名称虽不一，但该“堂 ”毕竟为一商人行业组织。故此，行在当时还是有特殊的意义。
10、商帮
“帮”，主要是由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当时也有一些是因业务关系而组成的。在一些商业繁荣的都市里，商人们几乎都有自己的“帮”，广东商人的“帮”往往叫做“广帮”。但“广帮”其实只是一个大的称呼，“广帮”之内还有地域关系而形成的顺德帮、番禺帮、潮州帮之类。明清时期，广东商人最有名的商帮是潮州帮。
11、会馆
明清时期异藉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是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产生的，又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在对内实行有效整合的同时，又不断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设点办公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由商人发起新建的会馆，目的在于保护本地商人或本行业商人的商贸利益。
12、公所
早期公所主要是有地域关系的同行商人的组织，其参与者仅限于工商业者。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更多的是注重实效。明清时期公所的不断成立和增加，反映了工商业行业的拓展和工商业经营者的增长，这是社会分工发达的标志。
然后我们再来看粤商的组成部分：岭南是中国分布最广、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包括广府系全部，客家和福佬系大部，都以岭南为居地。在历史发展长河，他们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及各个亚文化，即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各有自己文化特质和风格，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区域差异，使所在地区形成不同社会经济面貌，也是制约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粤商文化实际上是三块：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
精明开放广府人
广府人精明开放，勇于冒险，接受新事物快，商业头脑发达。广府民系，指口语中的“广府人”即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分布于广东、广西、香港、澳门及欧美、澳州、纽西兰、东南亚等等地区的华人，以粤语（广东话或称广府话，俗称白话）为母语，以珠玑巷同迁的汉人为民系认同，有着自己独特文化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粤式饮食、语言、风俗和建筑风格的汉族民系。广义的广府民系则包括全广东及世界所有地区，世代以粤语为母语的汉语民系。广府商会“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他们具有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干、敢于创新等特点。
天赋商才潮汕人
潮汕人是指在广东最东端，包括潮州、汕头、揭阳地区的人。潮汕临海，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其乔居地区分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东南亚，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特别善于经营，富有创业精神，老乡认同感极强。潮汕也不单指“潮汕地区”这一概念，因为“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潮汕人爱行闯天下的个性使潮人遍及五湖四海，故有“三潮汕”说，即“本土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海内又一潮汕”，而恰巧三个潮汕的人口也都在一千万左右，但无论几个潮汕，本土潮汕始终是数千万潮人根的所在，梦的归宿，而海内外难以计数的潮州会馆（同乡会）正是连结这一血浓于水的亲情的驿站。
吃苦耐劳客家人
客家人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其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客家人分布于广东、江西、福建、台湾、广西、湖南、四川、海南、贵州等地。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迁徙过来。客家人最重群体精神，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会馆一类团体组织，来保护客家人的安全和群体利益。
敢为天下先、精明实干、勇于创新这三点，似乎放至四海商人皆可。但是之于粤商而言，显然更具实践意义：
⒈人人都是商人
广东人言必称商，人人皆商，全名皆商。几千年来，中国商人的成长环境相当不妙，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底下的，商人的形象都是奸诈，贪婪之类。这样的社会环境当然不可能早就一只强大的乐商、重商的商人队伍。但岭南的广东人则不然。广东人从商的历史悠久，从秦代开发以来，广东人就一直承担着与世界交往的重任，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经商带来的丰厚利润，诱使人们不断投入商海，广东人一世奋斗在商海里。
⒉敢为天下先
敢为天下先，其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襟山带海的地理环境培育了岭南人强悍坚韧、敢于冒险、用于任事、大胆革新、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质。广东人早已认准，只要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干，先干了再说。敢为天下先，是广东这个昔日经济上的小老弟变成了今天的老大哥。一个敢字，一个先字，既让广东人饱尝了开拓者的艰辛，更让广东人品尝了成功者的喜悦。
⒊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广东人在行动上大都注重实际，很实在，很现实。他们不喜欢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太喜欢奢谈什么大道理。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本身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在对待新事物上，北方人大多数总是先从道义、原则和义理上做审慎的选择与吸收；广东人则是先大胆学习、引进、吸收和为我所用，他物为我物。先思考后行动、重经验、讲原则、重道义，是北方人的习性；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是广东人的特点。
⒋看见红灯绕着走
“看见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这是讲的广东人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利用好中央给的政策。其实，这就是广东人灵活变通之所在。在中国国门刚刚打开，左倾思想还相当有市场的环境里，广东如果没有一批深谙变通策略的改革家、企业家，有限的“优惠政策”也是难以“点石成金”发挥效用的。
注：本文素材，取自百度百科“广东”、“广州”、“粤商”、“岭南文化”等词条，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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